七十年代，文革已接近尾声，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逐渐平息，社会和工作环境也开始恢复平静。然而，过去十年间积累的众多社会矛盾并未因此消散，反而因缺乏有效的司法机制和矛盾化解渠道，长期积压，终于在某个时刻引发了严重的后果。司法体系的薄弱导致许多矛盾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得到解决，矛盾逐渐累积，最终走向了无法避免的激化。
其中在兵团系统发生的两起爆炸案件，对社会影响甚大。第一起爆炸案发生在1974年11月28日，地点是饮马农场十二队。天津知青肖金弟藏匿炸药后闯入民兵小分队办公室引爆，结果炸死队支书及其他两人，重伤四人，自己也在爆炸中当场丧生。另一起案件同样发生在饮马农场，行凶者暗藏炸药，炸死一对夫妻。事件中的男死者为郭琳，来自甘肃武山县郭槐公社郭台村。
郭琳是一个经历了巨大变故的老人。生于1923年9月1日的他，家庭成分为地主。在1949年参与工作后，1950年加入了中国。1954年，他从部队转业至新疆农八师，1964年调往甘肃农十一师，担任三团政治处主任。在期间，郭琳因出身问题遭遇了批斗与游街，随后被下放到五站劳动改造，期间甚至被迫放羊。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，郭琳仍未能领取过工资。根据郭琳的二女儿郭爱茹的回忆，父亲曾经告诉她，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全家五口人，这让她深感父亲确实未曾领取过工资，甚至那几年的工资被人冒领了。
郭琳在七十年代中期获得，恢复了工作，任职饮马农场供应科科长。然而命运却在1979年5月13日将他带走，爆炸案发生时，他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与郭琳同样命运多舛的还有他的妻子侯瑞旭，她生于1933年12月，是山东海阳县人。1954年6月，侯瑞旭也来到新疆兵团工作，1960年加入中国。她在幼儿园担任工作，1979年与丈夫一同死于爆炸案。
郭琳的家庭在新疆的情况，由郭爱茹回忆，几乎没有什么印象，她小时候只能知道从新疆迁往甘肃兵团十一师，但对于其他事情知之甚少。文革期间，郭琳因受父母牵连，曾被迫送到山东老家读书。直到父亲，她才重新回到兵团，十四岁开始上农垦中学，之后便一直生活在兵团。至于父母的遭遇，郭爱茹了解得并不多。她回忆道，父母遭遇爆炸那天，她与哥哥正在外地上学，得知消息时，已经过去了两天。
事发当晚，郭琳和侯瑞旭一家的住处是饮马农场的一栋三间房屋，父母睡在中间的房间，而弟妹则住在最里面的房间。由于父亲在文革时期受过折磨，身体状况不佳，他们睡的是土炕，炕洞在房子后面。爆炸发生时，炸药被从炕洞放入，事故发生在那晚的电影散场后，凌晨三点。郭爱茹回忆道，炸药的威力使得整个屋顶被掀开，被子被炸出一个大洞，房顶和墙壁被炸得四分五裂。她说，父母的遗体在医院时，她发现父亲嘴巴微微张开，母亲左脸部位受伤，伤口周围发青。当时，她无法控制情绪，痛哭不止，最终几乎昏迷过去。
这起爆炸案件发生后，玉门公安部门曾派人调查破案。尽管事发至今已经四十多年，但案件仍未破。考虑到案件发生在深夜三点且缺乏目击者，那个时期的环境没有监控设备，使得案件的侦破难度极大。然而，尽管线索稀少，并不代表案件没有破案的可能。根据证据学原理，任何行为都会留下痕迹，只是这些痕迹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。因此，案件难破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无法破解。
郭爱茹曾透露，父母的死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伤害，尤其是对她和她的弟妹来说，这种打击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心灵。父母的冤屈至今未得以昭雪，他们作为子女，心中永远无法释怀。郭爱茹提到，事后流传着一个说法，认为炸错了目标，本不该炸死郭琳夫妇，但这一说法无法证实，除非案件破获真相才会揭晓。
郭琳的一些生平资料和他的家人也依然留存在记忆中。五十年代，郭琳在部队时期的照片依然被珍藏。而郭琳的四个孩子也经历了人生的坎坷，长子郭超英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，并最终成为甘肃天水市工业技术学院的副院长；次女郭爱茹则成为了玉门市第一小学的教师；三女郭爱萍经历了一番曲折，最终成为了饮马中学的教师；四子郭文英则进入了金昌市水务局，并现任办公室主任。
尽管这家人的孩子们已经逐渐成家立业，然而，失去父母的痛苦却永远无法愈合。对于这些早早成熟的孩子们来说，他们早早品尝了生活的艰难，也早早学会了依靠自己。在失去父母的那段岁月里，他们并没有伞的庇护，但他们依旧跑得更快。希望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在天堂能看到他们的成长，看到他们的成功与幸福。